愚人農場夢幻雞

施振榮說，華碩、宏達電等大廠近年來雖努力從代工轉品牌，「學費還是交得不夠」，他預估，恐須十年，台灣科技轉型效應才能顯現。

他還批評，台灣社會有三大文化需要突破，分別是價值半盲、資源齊頭、行政防弊文化；要有「不怕死的人」在對的大方向一起努力。

國科會將在十二月中旬舉行全國科技會議，昨天先舉行科技轉型座談會，凝聚各界共識。包括施振榮、中央研究院院士胡正明、國家實驗研究院院長陳良基、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、台積電執行副總經理暨共同營運長蔣尚義等人，均受邀出席。

一九八九年，台灣正在全力發展高科技產業，施振榮提出「科技島」的概念；他說，一九九六年他又提出「人文科技島」，回響不如當初「科技島」。

施振榮說，台灣社會中存在著價值半盲，也就是對許多事情一知半解，只看到有形、直接的價值，像民主政治中選票中也只看一半、而且只看現在。

另外還有資源齊頭文化，政府運作往往在政治上妥協，只用最簡單的齊頭式平等，就像是「資源分贓」。至於行政防弊，則是指公務員防弊優先，寧可不做不錯。

台灣喊了廿、卅年的「知識經濟」，施振榮指出，「知識含量」越高對經濟活動越有利；然而，台灣的「機制」無法和「知識」有效結合，因為學術界、產業界都以「代工」心態替西方的「主流價值觀」做科技研發。

施振榮強調，台灣要有自己的方向，例如華人的王道精神、人文創新，帶領產業走向服務華人的優質生活，也才能擁有自主性。

施振榮並認為，台灣企業集團或許可與國發基金共同成立長期創投，胡正明則建議，政府可提撥一百五十億元引進先進國家一流科技創投公司，在台設立總部。

朱敬一並提出「全民游擊隊」的概念，即營造全民智財環境，並讓創新形成全民運動。朱敬一說，以最近政府修正的營業秘密法為例，過去營業機密法罰責過輕，現在加重後，對台灣創新環境就是一種激勵。

朱敬一曾提過智財布局的「戰鬥概念」：除了這次提出的全民智財環境之外，還包括防守性的地雷布陣、產業面的策略布局、高風險的早期投資、偶發性的創意投資。

智財權布局 要「四處布地雷」

朱敬一認為，新興產業一定要以智慧財產權布局；「布局」不是「建一個城堡讓別人踏不進來」，而是「四處布地雷」，因為「不可能不踏到別人，那就希望別人也踏到你。」他提到，明朝名將袁崇煥防守山海關時，不是把城牆設得特別高，而是在女真族進犯或撤退的必經之路設據點。

朱敬一指出，好比台灣在全球半導體擁有廿多萬個專利，可以籌組智財管理公司，協助業者防禦、甚至主動提出侵權告訴。

另外，朱敬一說台灣大學校長李嗣涔和他提過，許多大學都有創新育成中心、研究發展處等單位，卻搞不清楚哪些專利要維護、哪些要放棄；有些教授拿到台灣專利，但被日本、美國「抄去」申請國外專利，等於拿到兩千萬人的市場，卻喪失兩億人的市場。

他建議政府對新創事業要有獎勵機制，還要加重違反「營業秘密法」的處分。

另外，生技產業的「市場風險」太大、「打中」（有所發展或商品化）機率不高，但一打中效果就很大；他提倡建立早期技術育苗補助，對這些高風險、高收益的產業挹注資金。另外，某些偶然獲得的點子「用膝蓋想想，就知道它有價值」，也需要資金讓它研發、突破。

對於四年一度的全國科技會議將於十二月中旬登場，朱敬一說，「全國科技會議」絕不是「跨年晚會」，也不是大拜拜，真心希望能做出對台灣有幫助的事情。

近年國內品牌無論從宏碁到宏達電，都曾面臨競爭對手的專利權官司糾纏；面板業者也在美國遭遇過反壟斷官司，台灣面板業者不但因此付出合計超過兩百億元賠償金的慘痛代價，還有不少經理人含淚被迫到美國蹲苦牢。

宏碁六年前因品牌快速擴張，當時全球最大電腦品牌惠普祭出專利戰反制，雖然最後宏碁立於不敗，但宏碁董事長王振堂回想說，一開始覺得是世界末日，但還好專利是可以買賣的，只是「價格」問題。

不過，台、日、韓面板大廠則從二○○六年底開始，遭美國司法部指控操控面板價格。

在韓國三星認罪並轉為汙點證人下，其他面板業者陸續認罪，合計遭罰款達八點六億美元；友達雖爭訟到底，但官司屈居弱勢，遭判賠五億美元天價。

宏達電也與美商蘋果爆發過專利戰，起初以內部約七十多人的法務團隊，對抗其他大廠動輒數百人的法務大軍；最近雙方和解，結束歷時卅三個月的專利官司。但過程中，宏達電手機一度遭美國海關扣押，打亂經營節奏，市占率、股價也節節敗退。

面對專利權糾紛、跨國訴訟，國內業者總是說，「如果可以度過這關，以後會變得很厲害」；但台灣業者付出的代價似乎越來越「慘烈」。一位智財權、法務界人士說，有些專利、官司陷阱明明可以躲過，但「其實是代工心態害了大家」，「寧願花大錢請國外的律師，卻一點也不願投資法務、智財權部門！」

一家科技公司的法務長感嘆說，台灣企業一旦遭遇海外官司，付錢請外國律師通常很爽快；但聽到自家法務單位徵人，都要求「越便宜越好」，殊不知如果自己法務陣容夠強，可以閃掉很多官司陷阱、智財權發展策略布局會更完整。

湯明哲說，長期以來，科技業花大錢購買專利，提升的附加價值卻非常有限，代工廠長期頂著高科技光環，日夜趕工，如今只能「茅山道士（毛三到四）」（毛利率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）。

「生產最難的階段是專利。」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分析，台灣以科技業為主軸，研發能力很強，卻無法將專利「市場化」、「品牌化」；這背後牽涉了市場行銷與策略，除了科技人才，須設法整合管理、文化藝術的人文人才。

湯明哲說，台灣擁有許多服務業品牌，包括鼎泰豐、85度Ｃ、王品等，已經成功進軍世界；而包括有毒物質追蹤、垃圾不落地等看似尋常的服務，其實都有輸出的價值。

吳中書也指出，台灣長期低估「服務的價值」，以會計、法律來說，收費都比大陸、香港低廉；倘若能扭轉觀念，結合服務業與科技業，打造台灣的品牌價值，台灣至少能拚贏「欠缺製造業」的新加坡、香港。

中研院院士胡正明建議，政府可選擇先進企業，重金投入；湯明哲分析，過去包括台積電、世界先進等半導體廠，都曾獲得政府開發基金挹注，獲利驚人，但十年前提出的產業發展計畫「兩兆雙星」，卻換來「兩兆傷心」（ＤＲＡＭ和ＬＣＤ），現階段政府能為產業創造什麼有利條件？令人存疑。

中央研究院院士胡正明建議，政府應重組科技預算的分配專家小組，以產、官為主，他們有審定產業導向、決定比例的責任；學界是使用預算的人，不適合分配預算。

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也提到產、學不配合的問題，他直接批評台灣某些大學「在校園內玩自己的」；為了產出SCI、SSCI論文，某些學校工科不重視實作，結果讓讀電機的學生不會馬達、讀機械的不會機械設計。

他提到某家廠商用了一個交通大學畢業的博士生，結果該博士生看不懂工廠的設計圖，該老闆某次碰到教育部部長蔣偉寧，忍不住抱怨此事。

不過，國家實驗研究院院長陳良基認為，大學像是「基礎建設」，任務和長處不在於做專利，而在於提供產業界「解決問題」過程中需要的基礎研究能量。

國家實驗研究院院長陳良基表示，新創公司才有新工作機會，台灣的現況不能全推給「大環境不好」，三年前他去以色列，那邊一年有一千多家新公司。

他指出，台灣缺乏研究完成後的新創平台，甚至已經有點子、有產品，想做行銷卻沒有資金。陳良基認為如果政府能幫忙研發後的創新過程，即使無法馬上有傑出成果，但也可以先「佔領一些山頭」，之後再來合併、做大。

胡正明指出，每年付給外國人最多智慧財產權利金的就是資訊、通訊、電子產業（ICT）；然而，政府科技預算中只有百分之十一點八投入ICT，實在太少了，而且研究方向缺乏和產業協調，難以培育適用的人才和技術。